3.6 黑客场域^a内的礼物文化

要理解声誉在开源文化中的作用，不妨从历史转向人类学和经济学，考察交换文化与礼物文化之间的差异。

人类天生就有竞争声望地位的驱动力，这是我们的进化史所塑造的。在农业发明之前，占人类历史 90% 的时间里，我们的祖先生活在小型游牧狩猎采集群体中。地位高的个体（那些最擅长组织联盟、说服他人与其合作的人）能获得最健康的配偶和最好的食物。人们对声望地位的渴求会呈现不同表现形式，核心取决于生存资料的稀缺程度。

人类大多数社会组织方式都是对稀缺和匮乏的适应。每种方式都附带着不同的获取声望地位的途径。

最简单的方式是命令等级制。在命令等级制中，稀缺物资由一个中央权威分配，并以强制力为后盾。命令等级制的扩展性很差；⁵ 随着规模扩大，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残暴和低效。因此，任何命令等级制，只要其规模超越一个大家庭，便几乎总是寄生在另一种类型、规模更大的经济体之上。在命令等级制中，声望地位主要由对强制权力的掌握程度决定。

我们的社会以交换经济为主。这是对稀缺性的一种精妙适应，与命令等级制不同，它的扩展性相当好。稀缺物资的分配通过交易和自愿合作以去中心化的方式进行（事实上，竞争欲望的主导作用恰恰是产生合作行为）。在交换经济中，声望地位主要由对可用于使用或交易之物（不一定是物质之物）的掌控程度决定。

大多数人心中都有这两种模式的隐含模型，并理解它们如何相互作用。例如，政府、军队和有组织犯罪，都是寄生在更广泛的交换经济——我们称之为“自由市场”——之上的命令等级制。然而还有第三种模式，它与前两者截然不同，而且除了人类学家之外，通常不被人们所认知；这就是礼物文化^b。

礼物文化不是对稀缺性的适应，而是对丰裕的适应。它们出现在生存物资不存在严重物质稀缺问题的人群中。我们可以在生活在气候温和、食物充足生态区的原住民文化中观察到礼物文化的运作。我们也可以在自己社会的某些阶层中观察到这些现象，尤其是在演艺界和超级富豪群体中。

丰裕使得命令等级制下的关系难以维系，也使得交换经济下的关系成为一种几乎无意义的博弈。在礼物文化中，声望地位不是由你控制什么决定的，而是由你给予什么决定的。

夸扣特尔人酋长的夸富宴（potlatch）^c就是如此，百万富翁精心策划且通常公开的慈善行为也是如此，黑客为产出高质量开源代码而付出的长时间努力亦是如此。
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很显然开源黑客社会实际上就是一种礼物文化。在其中，并不存在“生存必需品”——磁盘空间、网络带宽、计算能力——的严重短缺。软件是自由共享的，而这种丰裕创造了一种局面，在其中评判竞争成败的唯一标尺，就是在同侪群体中建立的声誉。

然而，仅凭这个观察并不足以完全解释黑客文化中观察到的所有特征。破解者和“warez d00dz”（d00dz，也即 dudes，指盗版软件圈）也拥有一种礼物文化，在与黑客相同的（电子）媒介中繁荣发展，但他们的行为却大相径庭。他们文化中的群体意识比黑客更强，排他性也更明显。他们保守秘密而非分享秘密；你更可能看到破解者团体分发闭源破解程序，而不是泄露他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诀窍。（关于这种行为的内部视角，参见注释 5）。

这表明，如果之前还不够明显的话，那就是运作礼物文化的方式不止一种。历史和价值观很重要，我在“黑客圈简史”（A Brief History of Hackerdom）中总结了黑客文化的历史；它塑造当前行为的方式并不神秘。黑客们通过一系列关于其竞争形式的选择来定义他们的文化。本文余下部分将考察的正是这种形式。